拥堵延时指数是一个合适的经济代理变量：
1)我们必须找到GDP 的代理变量，我们在把名义值转变成实际值、实际值转为同比增速上都存在困难；
2)在计算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上，受疫城市的外部性是存在的，城市之间会存在防疫政策的学习效应，也会有城市被动受伤，这都会导致我们无法割裂计算对GDP 的影响。
受疫严重的城市会分为四个阶段，自治性防疫、政策防疫、政策放开和活力恢复：
1)自治性防疫总会早于城市管控升级，民众的嗅觉多半灵敏，很多城市在管控甚至疫情出现之前，民众早已谨慎出行；
2)在疫情清零后，防疫政策才会放开，而政策放开后，民众仍然会经历一个信心恢复的阶段，交通活力才会回来。
民众的嗅觉很重要：
1)自治性政策决定病疫是否会稳定下来，城市管控则会决定病疫能否清零；2)绝大多数的案例中，一旦自治性防疫开始，在一个月左右内(这个时间非常精准)，疫情就会见顶回落；
3)即使对于传染性更强的奥密克戎，以时间换空间依然有效，只是我们需要等候更长的时间(2 个月左右)。
空间在防疫上不是非常重要的变量，我们的防疫措施在改良，即使遇到重大疫情，我们也不用把城市搞得像之前那般门可罗雀：
1)管控措施的底部的确是在抬升的，这与防疫措施的精准化有关，也与民众恐惧感下降有关；
2)迎战奥密克戎的经验显示，只要在精准的前提下，上海这个力度也是够用的，其关键还是时间问题。
按照时间上的既往规律，就现在的重灾区城市来讲，吉林与长春的活力会在两个月内恢复，但上海则可能需要等到七月份。
但防疫也在试错，上海在尝试以空间换时间，虽然这个空间极为有限：
1)从上海在病疫的二阶拐点出现前就进行更精细化的防疫尝试来看，经济增长已经不能不管不顾了；
2)清零政策本身已经意味着病毒防疫的沉没成本(短时越放开，远期病疫传播对经济伤害越大)，但短时在成本过于沉重的情况下，我们不一定非要把成本贴现到现在
在疫情不在其他地区失控的假设下，我们对疫情影响的推论会分为乐观及悲观两种情形：
1)乐观情形是：疫情不严重的城市不再草木皆兵，其工作重心转移至经济增长，那么，Q2 的GDP 所受的影响可能为3.3%；2)悲观情形是：众多城市仍然过度防御，后续GDP 压力的减缓只能靠吉林及长春的清零，这给Q2 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约为4.7%。
风险提示：货币政策超预期，经济复苏超预期。
（文章来源：国元证券）
文章来源：国元证券